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四十四
在近代上海，城市化、现代化和西化三者盘根错节。上海居民主要是乡村移民，因此，20世纪初期，上海由一个小城镇迅速地成长为世界著名的大都市之一，这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它的居民强劲的城市化进程。作为中国新思想和变革最主要的起源地，上海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最后，由于它是中国最主要的通商口岸，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上海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又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西化。
然而，在考察上海人的日常生活时，我们不断地感受到过去及传统的持久性，常常让我们回忆起本土的事物。尽管在城市的每一处确实都能找到西方的影响，但是在一些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方面，西方的影响似乎杳无踪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给予上海特殊的关注：这座城市处于过去与西方的交汇点上，二者都将要被革命肃清。但是，30年的清理运动并没有完全根除传统。相反，在所谓的与旧世界断裂了数十年后，过去的事物继续以其非凡的韧性而存在着。
尽管这些更宽广的范畴——城市化、现代化和西化——是纠结在一起的，但我们还是应当谨慎一些，不要把三者等同起来。现在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晚清中国活跃的商品化（因而导致一定程度上的城市化）表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有其自身的本土根源，并非外国影响的问题。可能还要补充一句：对任何国家而言，其现代化的标准都是相对的，它们都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并不总是需要以外国作为参照。因而，强调中国传统的持久性，也就是要纠正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看法，即倾向于对通商口岸城市尤其是上海，过分强调其“现代化”和“西化”的一面。但这不应当解释为要去强调另一面，即有点陈腐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分法。
恰恰相反，上海日常生活的情形表明：中国老百姓在适应能力和综合能力方面是多么老练通达。就像我们已看到的，作为上海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基本建筑式样，里弄房子本身就包孕、结合了中西两种建筑风格。或者，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如中山装，这一适合各种场合穿的标准男装，是中国的长衫与西服相结合的一种服装。上海的菜场也是一个实例：一种西方的创造被改造利用，使之浸润着中国特色。以上所举，用一个中国成语来描述就是“中西合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许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封建主义（在早期革命理论的术语中，它是“传统”的同义词）和帝国主义（“西方”的同义词）视为革命的主要对象。¹¹老百姓，尽管其生活受到了由意识形态指导的革命的极大影响，很大程度上还是把意识形态看作一门空炮。²²是不是我们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至少在某些时候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门承继而来的空炮？如果我们做更深一层的思考，我们会发现甚至像“妥协”“融合”这些概念也有挥之不去的弱点，这种弱点就是倾向于用二分法来观察世界。是不是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人们也用这种方法来看待他们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抑或这种二分法更多的只是学术界的习惯做法？
对于老百姓来说，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包括吸引人的并能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或者说，在一些情况下使得他们能活着）的任何东西。这并不是说他们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或者说对意识形态漠不关心。相反，它表明老百姓在面对近代中国发生巨变时的行为方式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理智，更多样性，更具实质性。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引用这样一句民间谚语来为他们的实用主义辩护：“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³³20世纪前50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上海，他们往往“更高”处走，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能在这个前途未卜、灾难深重的年代生存下去。上海日常生活的故事，讲述的正是小老百姓们如何运用自身的创造性来经历近代中国的风云巨变。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意识形态不是无关紧要的话，那么至少它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是太奢侈了。人们固守一些旧的生活方式，不是出于保存“传统”的严肃考虑，更少考虑到爱国主义，仅仅是因为旧的生活方式使他觉得舒适，或者说这样做在经济上有利可图。而且，只要有实际需要，人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旧的而采用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更为常见的是，人们乐于采用或吸收凡是他们感到对他们有益的东西，为的是创造出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这种情形用两分法是不容易表达的。作家、艺术家丰子恺（1898—1975）曾经带着钦佩的心情观察过他自认为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发明：用中国筷子吃西餐。这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让一个人在享用异国风味的菜肴时免去了使用刀叉的烦恼，因为许多中国人觉得刀叉用起来很笨拙；同时，西式进餐方式可以避免进餐者直接共享菜肴。丰子恺（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认为共享式的中餐很“不卫生”。⁴⁴可能还有经济上的原因：西式餐具往往比筷子贵得多，通常不容易得到。那么为何不使用更让人感到舒适，又唾手可得，价格上又不那么贵的东西呢？像这样的例子可能是琐屑的，但肯定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往往揭示出比较复杂或深奥的理论无法揭示的简单明了的真理。
就像城市中被摩天大楼遮蔽的无数里弄房子那样，在城市精英投射出的令人晕眩的光影映照下，普通百姓的生活显得模糊不清。然而，正是这些为数众多而地位低微的“小市民”编织着城市经纬中最丰富多彩的部分。20世纪早期，“变”是上海日常生活中最明显的但是可预见的部分——归根结底，上海从一个相对不起眼的小县城发展为中国第一大城市，本身就是“变”的有力体现。但是，上海作为现代中国西化橱窗这一形象经常遮掩住了“小市民”日常生活中传统的持续性。尽管西方的事物差不多成为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并非每一个人每天都能用到它们），上海人还是乐于保持和改进了很多旧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尽管西方的影响在城市的繁华大道上显而易见，且被中国的上层社会渲染夸大，但在遍布城市的狭隘里弄里，传统仍然盛行。而且，变化往往与传统的持续性共存、结合和纠缠在一起。如果说中西文化在上海这个交汇之地谁都不占优势，那么这不是因为两种文化对峙而导致的僵局，而是因为两者都显示了非凡的韧性。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城市的魅力正是来自这种文化的融合。
为了推导出这一点，我选择不做纯粹概念上的阐述，因为那样很容易滑进抽象而空洞的清谈。相反，可以这样说，我倾向于让实际的事例来说话。下面考察的一些事物包括上海日常生活中两种表面自相矛盾的现象，即当西方的阳历被官方采纳作为全民族的日历之时，为什么大众还会庆祝传统节日？当上海已经成为一个机动化的城市的时候，为什么一些“过时的”运输工具像轿子、独轮手推车还在继续使用？传统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应当被看作是一种象征——人们在应付急剧变化的世界时所体现出来的机动灵活乃至轻快自如的本性。
辛亥革命结束了存在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取消了中国传统历法，采用了西方的格里历作为中国的国历。⁵⁵辛亥革命后不久的几年里传统历法被称为“废历”，以表明与过去的决裂。但是渐渐地，这一条款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将之称为“旧历”“农历”“阴历”或者“夏历”（此名起源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名称上的变化有它们的理由，正像司马富（Richard J. Smith）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软弱的北京政府，还是省里的地方官员，都无法颁布法令来根除历史悠久的传统。”⁶⁶事实上，中国传统历法在革命后并没有被废除，依旧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用。例如，在农村，中国传统历法上的二十四节气仍作为与一年中的大事最相关的衡量基准。在城市中，旧的历法也远远没有消失。
在上海，人们普遍相信这样一些说法，如惊蛰（第三个节气）前的雷暴天气预示着这是一个凶年，立秋（第十三个节气）之后多吃西瓜会引发伤寒，冬至（第二十二个节气）之后进补是最有效的，诸如此类的说法在20世纪仍然顽强地保留着。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三大节日——新年（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春节）、龙舟节（端午或端阳节）和中秋节——是中国传统历法上最重要的日子。⁷⁷与三大节日相关的一些习俗仍没有变，如除夕前清还债务，利用三大节的时机来解雇或聘用新职工，这在零售业中尤为明显。⁸⁸没有变的还有人们估算年龄的方式。尽管在官方的文件中，如户口本，人们的年龄是根据阳历来计算的，但实际上我在上海采访的所有人都是根据阴历来计算他们的年龄及庆祝他们的生日的。⁹⁹
作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旧历是如何延续下去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新年。这一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日子，仍然根据传统历法而不是“国历”来庆祝。辛亥革命后不久，为普及西历，上海华界当局命令即将到来的新年庆典放在新年的第一天，即西历1912年1月1日（中国传统新年是那年的2月18日）。但是，那天却没有任何自发的庆祝活动。为了弥补这一令人失望的场面，当局又动员商人组织和军队在1月15日来庆祝“元宵节”（这是传统新年庆祝活动中的最后一件大事），以代替阴历年第一个月的第15日。当晚，灯笼照亮了城市，引来一定规模的人群，但官方发起的这一活动似乎并没有吸引大众。那晚，街上的人们缺乏热情，无精打采。人们发现，吸引人群的不是庆祝的气氛，而是好奇心：人们出来观望的是士兵而不是灯笼。¹⁰¹⁰
1912年后，当局做出让步，新年仍然安排在阴历年的第一天庆祝。实际上，在整个民国时期，新年前后的庆祝方式与数个世纪以来的庆祝方式是一模一样的：像过去一样，在阴历十二月二十三日这一天送灶神，在除夕这天祭祖（这一仪式要持续到大年初一的早晨），（佛教和道教）在大年初一这天祭神，正月初五这天接财神，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所有这些活动，作为民族传统的一部分，在上海得到大众广泛的庆祝。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当上海被战火包围的时候，人们仍旧谨慎而仔细地按照传统习惯来庆祝旧历新年。¹¹¹¹
中国旧历上一些小的节日和特殊时节也继续成为上海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除了十一月，阴历中的每个月都有一些节日，大多数节日是民间信仰或宗教（尤其是佛教、道教）传说中的神仙的生日。¹²¹²阴历十一月没有节日，这或许是为一年中最忙的节日——新年积蓄精力。这些小的节日也决不会被等闲视之。在那些节日里，即使是外国人，就算目光不是特别敏锐，也能“透过中国人屋子的前窗，看到正屋的小桌子上摆放着部分神像，是主神的塑像，或者是香炉，桌子上铺有绣花布，放有点燃的蜡烛和一碟碟供菜”¹³¹³。
有时节日的庆祝活动会扩展到公共场所。例如，阴历七月三十依据传统是地藏王菩萨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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